和其他封建朝代一样，清代也是小农经济，国家的税收有四分之三来自土地税。嘉庆十七年，被纳入的征税土地面积达到清代最高值，为7.9亿亩，这些土地每年要征收3000万两左右的税银，而这些税银几乎都是通过州县一两一分收上来的，可见州县官职责之重，压力之大。

​实际上，州县官的主要升迁标准也完全依赖征税完成的好坏，按照规定，如果欠额达到10%，州县官将失去升迁的机会，并被罚俸一年，如果欠额越高，处罚则越严，达到50%就会革职。由于朝廷法令森严，州县官经常会不择手段进行催征，这也是清代州县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个突出的矛盾。

州县官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是《赋税全书》，里面记载的内容十分详细，包括各个地方的成年男丁数目，土地面积、地丁银、漕粮以及其他杂税类数目，起解上级衙门的税银数量，甚至还包括向京师进贡的地方特产，等等。

从立法角度看，清代的征税立法算是很完善的。《大清律例》的八十条“户律”中，就多达几十条关于征税的规定。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，为防止官吏借征收之机鱼肉百姓，朝廷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加以防范。

​顺治初年，户部实行二联票，将纳税户应征税粮数目写在上面，纳税人和官府各执一联，便于上级复核。康熙时又改为三联，一联交给差役作为凭证，一联交给纳税户，一联存于州县。雍正时期，官府大力推行“滚单”法，从各个细节杜绝差役从中作假渔利。但政策毕竟要人去实施，所以在实际操作中，各种弊端仍是层出不穷。

官府每年征税分为两个阶段，即农历二月至四月为第一阶段，通常要完成50%的税额，官方称为“上忙”。五、六、七月份是农忙季节，为了不耽误农时，停止征收。第二阶段是八至十一月，称为“下忙”。所以，每年的十一月底，是州县官最紧张的时候，能否完成征税，马上就会见分晓。

​关于征收的办法在法律层面有严格的规定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是十分复杂的，远远超过一般州县官的精力和能力。因此，官方有出版了许多书籍，用来指导州县官征收钱粮。这些指导手册有很多种，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，征税是州县官一项最难的工作。

具体的征税办法各地都不尽相同，但大体上差不多。一般情况下，州县衙门会派出一名或几名差役分包一个单位，每个单位就是一里，即110户。征税开始后，差役会常驻当地，实行就地催征。但毕竟差役人数有限，所以也会在当地选出一些“催头”进行协助，尽管如此，征税工作依然十分艰难，加上差役收取陋规，加收浮税，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，也因此时常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。

​乾隆时期，江苏采取的征税办法是先催大户，缓催小户。因为大户应交的多，一时拿不出来，就交一笔银子作抵押，这叫“听费”，如应交三两，出听费三四钱就可以免于“比责”。年复一年，听费交的越多，拖欠的钱粮就越多。

还有的大户为了免交听费，干脆化整为零，拆分成小户，官府更是没有办法。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汪辉祖提出，征税中的最大弊端是“报串不符”，即官府开具的纳税户手中的缴纳凭证与实际缴纳赋税数额不吻合。他提出在完纳钱粮单上，在中缝加盖缴纳完整的木戳，官、民各执一半，可以防止胥吏作弊。

​另外一个弊端是，户书、粮书欺软怕硬，对绅士、豪强、地主等大户往往不能全征，相反，将其拖欠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户身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户被敲骨吸髓，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，而胥吏又从中贪腐。到了嘉庆五年时，全国赋税钱粮积欠已经达到数千万两之多，亏空甚巨，严重导致了国库收支平衡。